尊严是十分宽泛的权利表达方式，所以也就成为德国公民宪法权利的源泉。
德国学者古斯（Ch. Gusy）指出：很难找到‘安全的主观化的根据。理论上的一种尝试是，不以各个基本权利保护义务的形式，而是将要求保障安全状态的权利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利，即安全权或安全的基本权利。
这在早期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得到记载。与维持治安、确保公共秩序的目的相结合，security要求放宽safety（作为免受权力恣意行使的自由）的要求。这里大致分为三个层面来分析：其一，安全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而且案件中并不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探讨个人为国家牺牲毫无意义。预防国家的大幕已徐徐开启，而独立的个体也日渐渺小。
在他的理论中，根据国家中每一个人的授权，利维坦就能运用受托的权力与力量，通过其威慑组织大家的意志，对内谋求和平，对外互相帮助抗御外敌，由此就可以获得和平与安全的保障。但进入19世纪后，在自由主义的倾向中，安全的国家目的逐渐丧失了国家义务、市民权利的法的意义。研究的半结构化，是指在研究者在进行田野调研、经验材料分析时，有一定的研究目的、前提预设、理论框架和方法准备，有相应的结构性目标，研究过程却不完全受制于既有的目的、预设、理论和方法，不是直奔目标，而是允许超出框架和预设的经验知识进入研究之中，允许学术思维在既有目标和框架之外行走，让经验材料所展现的事物和现象的复杂逻辑自主展开。
经验材料作为对人构成外在刺激的信息，被人的大脑所吸收、存储，构成一种精神现象的过程，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经验材料储备是研究的起点，田野调研则是获得经验材料的最优方式。经验材料既是理论创造的第一要素，也是经验研究过程的起点。个案可以是非常独特的，甚至是偏离正常状态的，但它体现出的某些特征却具有重要的代表性。
在写作过程中，标题可以被更换，论题却不可能被随意更换。常人看问题，一般只能看到直接原因或者宏观原因。
法律经验研究需要研究者对通过经验感知到的法律现象进行机制分析，从经验现象分析事物的作用机制，分析现象之间的关联机制，特别是分析因果关系。中国社会是一个巨型社会，且处于巨大转型的时期。这就从理论上回答了异域见闻为什么会具有普遍意义。回忆与联想都与实践密切相连，建立在经验把握的基础上，与经验研究具有亲和性。
那种认为只要在心中塑造出理论命题，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转化为文字表述的想法不符合实际，显然轻视了语词提炼。正是在这种理性体察和感性把握的心理机制和思维活动中，在一定的理论框架的指导或束缚下，研究者透过社会生活和法律实践的表层，进行经验呈现和理论创造。第一，递进式结构，是研究者按照事物或现象的发展规律以及逻辑关系，一层一层地安排组织材料和论证，使层次之间深化递进的结构方式。构思及其成果的作用，在于指导写作实践。
在经验不够饱和时，偏见、想象等就容易填充经验的空白，研究者更易以既有理论认知替代经验现象。理论概括的本质是对因果关系的解释，辨析因果关系是经验研究中最重要的任务。
关于经验研究能否走向理论创造，常常遭遇到的一点质疑就是：田野调研的特定地点、经验呈现中的个案或者经验概括的某点指向是否具有代表性？其实，这类质疑混淆了特殊经验材料的代表性与经验材料体现的事物特征的代表性。否则，研究者容易陷入生活或工作上的具体操作问题，却缺乏学术性的问题意识。
有意获取，是指研究者就某一主题开展专门研究，采取各种方式去积累经验材料。经验概括是研究者以对个别事物或现象的观察认识作为基础，将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认识的过程，即经验由个别的特性的认识上升为研究者对其所属种类的特性的认识的过程。对于有争议的案件，司法者还要厘清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文的含义，运用法律解释方法确定法律条文的含义、适用范围、条件等，从学理上分析立法本意、法律规范漏洞、修补办法等，辨析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文与其他法律条文的关系，讨论案件所可能牵涉到的历史、文化、经济、风俗等问题，预测案件处置结果的政治社会效果。只不过这些成果还只是存在于研究者的头脑中。在写作过程中，当经验呈现的构思要被物化时，经验就在研究者头脑中被激活，从而获得自己的生命，要按事物本身发展的逻辑来呈现自我，而不可能迁就研究者之前跳跃了的理论概括。学者在分析问题时，能围绕经验现象揭示出三四个递进的分析层次，已属高手，而苏力的分析在总体结构上就呈现了至少五个递进的分析层次。
在畅意写作时，研究者在合适的外在条件和心境下，能够快速地对理论构思进行物化。衡量经验呈现的真实性，需要研究者对照社会生活和法律实践，却不能过分拘泥于其中的所有细节。
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法治领域、法治实践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成为有学术意义的田野，研究者可以从中获取大量作为学术资源的经验材料。四是从发展规律及关系上，由一般到特殊、由部分到整体渐进推演，或从特殊到一般、从整体到部分进行推演。
研究者在基础层面上可以增加理论积累，强化经验质感训练，在具体研究层面，可以从以下两点入手： 第一，研究者在研究某一具体问题前，可以通过文献阅读来增加具体知识。有的研究者可能会编写细致的提纲，然后不断充实，最终在提纲的基础上写就初稿。
理论概括依赖经验归纳和逻辑演绎。理论储备不仅是研究者发现悖论的基础，还是研究者组装新的理论解释框架的素材。它是经验研究作品应具备的重要品格，是经验研究功用得以有效发挥的重要条件。（二）理论构思的任务 理论构思的任务和成果，体现在理论命题及其表达形式上。
构思应建立在研究者对经验材料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在研究者正确选择理论工具的基础之上。以苏力对送法下乡现象的分析为例，其文章结构可以被概括如下：送法下乡的经验材料—可能的理论理解之狭隘—国家权力在乡村空间的支配力不足—送法下乡是重建权力关系的方式—村干部是国家权力运作的管道—村干部在纠纷解决中的实际角色—送法下乡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意义。
此时，研究者文思泉涌，其大脑处于高度兴奋状态，思维运转极快，脑中往往同时有几个逻辑线条在发展。经验质感是研究者对经验现象的质性感受和把握能力，其实质是研究者在广泛接触社会现实和经验现象后，对研究领域的事物和现象进行总体把握，从貌似庞杂的现象中抓取关键，准确判断现象的起因与发展方向，并在现象之间发现关联的能力。
优秀的文艺作品可以成为经验研究的良好材料，拙劣的文艺作品则可能提供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的经验呈现，从而误导经验研究，进而使得研究者难以从中得出有力的理论创造。在写作开始后，经验呈现与理论命题可能产生矛盾。
阅读更多理论著作，储备更广泛的理论视角，是研究者在经验研究中的制胜法宝。他们只是在村落里研究……异域见闻之所以具有普通意义，是因为它们以实实在在的材料滋养了社会学思想。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递进式结构是经验研究中最常见的结构方式，包括几种不同具体进路：一是从事物或现象发展的自然进程或逻辑顺序逐步深入。
要生成可供读者阅读、欣赏、评判的文本，研究者要将这些思维成果落实到文字形态，形成文本。由于过程和机制不可言说，难以被重置，所以这种心理活动有其含糊性甚至神秘性。
法律经验研究中的因果关系、事理、法理，固然都可以以细致的论证形式被表述，研究者可以通过卷帙浩繁的文本呈现理论，然而，理论有效传播需要借助简洁的词汇或短语。经验研究者无法像实证研究者那样，通过概率抽样获得有代表性的经验材料，也无法从技术性环节着手进行科学性推论。
完全结构化意味着不再有学术发现和创新的空间。法律现象是法律调整社会关系而形成的现象。
